《中国书法》：“二爨”书法
编者按
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是现存云南境内最具价值的两通碑刻，并称“二爨”。此二碑除具有史学价值外，亦具有很高书法研究价值。2016年第11期《中国书法》在“首届爨文化学术研讨会”相关论文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拍摄了大量场景、原碑高清照片。以期将此二碑最真实的面貌展现于读者面前，为广大学者及书法爱好者提供研究范本。
滇南“大小爨”及其拓本流传问题考述（节选）
马其伟
爨碑晋宋耀南滇，隶古还搜炎汉先
曲靖《爨宝子碑》，晋大亨四年（405，实为晋义熙元年）立，陆良《爨龙颜碑》，宋大明二年（458）立，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附录》记载：“《爨龙颜碑》，刘宋碑版，金石家皆未之及，今唯传仕德此石耳，后晋《爨宝子》一石，五十四年在云南陆凉州。”叶昌炽《语石》之《总论各省石刻》一则云：“浙有《三老讳日记》，楚有《九真太守碑》，滇疆僻在南荒，而《二爨碑》，一晋一宋可傲中原，所稀有足为鸡足增辉。此外，闽粤诸省，隋以前无片石，贵州至前明始建行省，《汉卢丰碑》之外，不独无隋唐名迹，此则限于地也，《红崖》晚出，邹叔绩虽释为《殷高宗伐鬼方之碑》，荒远无征，难为典要。”南方碑刻较北方碑刻少，二爨碑一晋一宋，实为南滇碑刻之代表。
爨宝子碑亭外景
爨宝子碑全貌及其保护状况
吴振棫《养吉斋馀录》中有对晋《爨宝子碑》中之年号考证的记载：“曲靖郡城南之七十里，有晋《爨宝子碑》，乾隆戊戌（1778）已出土，卧荒烟蔓草中，无过问者。滇南修《通志》时，访碑者未之见，近以修《南宁县志》，得是碑移至城中武侯祠。爬剔苔藓，完好可诵，碑书‘大亨四年乙巳’，考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壬寅曾改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403），至乙巳改义熙元年。爨氏僻在荒裔，盖不知大亨年号未行，而仍遵用之耳。阮文达公见《爨龙颜碑》，以为滇南第一石。此碑在其前五十七年，文体字画又皆胜，惜不为公所见。”阮元访得此碑，爨碑名声大显于世。金石学家对爨碑进行著录与考证，不逊于晚明士人的“载酒问其字”之热情，袁嘉谷《汉孟孝琚碑题跋》云：“爨碑晋宋耀南滇，隶古还搜炎汉先。祔葬起攒宗□□考，故书窆下礼家笺。遗文半越三千岁，建武重推十二年。不是辅谋为主记，葩经何自识薪传。”碑中假借及别体字的使用现象也体现出爨碑之奇古，阮福对这一特殊用字现象也作了具体的考证说明，如：“‘大明’宋书作‘大明’”，盖孝武之大明，读如“太”也，称其是“彼时文字俗异，非《周易》有此异文”。此外，陆增祥校订的《金石续编》也做了详细的附识说明。有关爨碑异体、假借等字体的讨论，这里不展开论述。
有关爨龙颜其人，道光《大定府志》云：“字士德，建宁同乐人。其先出于楚令尹子文，子文者……字子班，文其谥也。周人以王父字为氏，故为班氏，班朗始迁于河东，班彪、班固皆其裔也，汉末食菜于益州之爨邑，因氏焉遂为益州大姓。”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之十四亦有爨龙颜的相关记载，云：“宋累官龙骧将军镇蛮较尉宁州刺史，封邛都县侯。”有关爨宝子的文献记载，李慈铭《越缦堂文集》卷七《跋晋爨宝子碑》云：“君讳宝子，字宝子，建宁同乐人也，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春秋廿五寝疾没官，爨氏晋宋间世守南宁，事无可纪。”
爨宝子碑原石（局部）
滇南有东、西二爨之地域的划分，咸丰《兴义府志》载：“西爨，则据今郡西之云南曲靖府地，明《一统志》云‘曲靖府梁爨瓒据其地，后分东、西二爨，而曲靖为西爨地。’”对爨姓由来、东西爨之地域界定，阮元之子阮福则考证精详，陆增祥校订《金石续编》辑录阮福跋云：“三国汉建兴二年（224），改益州郡，置建宁郡，晋置宁州建宁郡及同乐县，刘宋因之，当即今曲靖府地同乐县，其即陆凉州晋宁郡，当即今晋宁州云南府地也。爨姓始见《战国策》……唐书两爨蛮传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距龙和城，通谓之‘西爨’。白蛮自弥鹿升麻二州，南至步头，谓之‘东爨’，乌蛮今曲靖已，在云南省治之东，唐时谓之‘西爨’。然则‘东爨’当在今贵州兴义府、普安厅等地，即碑所云‘东西二境’。”
云南别有一种文字存在，“爨人”统治云南期间，可谓蛮书爨字满乾坤，爨字的使用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有关爨字的记载，《云南通志》云：“唐阿隐居山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爨人至今习之。《书史会要》云‘爨率子小草妍媚’，评者谓‘如细草浮春，闲花浮竹。’爨率子不知何人，或即传阿之书者乎。”晚清俞樾常与友人讨论爨字，其在《补自述诗》中云：“屋壁山岩孰讨论，蛮书爨字满乾坤。手题丁氏藏书录，笔墨中间有泪痕。”民国《龙陵县志》载：“滇之西南旷远，多湿僰夷宅之种类，十风俗稍别，名号亦殊。《府志》摆夷字，大约习爨字而为之，汉时有纳垢猷之后，阿轲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有奇夷人，号为书祖。”
爨宝子碑原石（局部）
“二爨”书法批评观念与书家接受研究——兼谈其经典地位的确立（节选）
赵明
一
书家对“二爨”的接受与实践
流传后世的经典作品都是每个时代特有的精神物化，只有在接受过程中才能实现其价值。“所谓接受，是指读者对作品主动选择、具有再创造并重新发现其意义的过程。”《爨龙颜碑》在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明初周弘祖《古今书刻》、谢肇淛《滇略》中已有著录，阮元访得后遂被世人关注。《爨宝子碑》稍晚由邓尔恒访得。王壮弘在《校碑随笔》中对《爨龙颜碑》增补道：“见陈伯横藏整纸明拓本，惜未详记。”可知此碑已有明代拓本。也就是说《爨龙颜碑》，至迟在明末清初已经开始在书家中流传、接受。
同治六年（1867），翁同龢在其日记里记载：“检壁橱，得《爨宝子》《龙颜》两碑，甚喜。”光绪三年（1877），受赠又得两碑。“从购买、亲友馈赠可以看出翁氏对于古朴、苍劲书风的偏好，对于由隶向楷过渡之作尤其喜爱，如《魏上尊号碑》《魏受禅碑》《孔羡碑》《二爨碑》《敬使君碑》等，皆为翁氏书房珍秘。”王言《金石萃编补略》中：“（爨龙颜）此碑于壬辰癸巳间寓都中，仪徵阮相国第公子锡卿由滇南至京，以此见贻。”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抄》亦记录有其购买《爨龙颜碑》及其碑阴、《爨宝子碑》等。可知两碑一般通过拓片的赠送、购买等途径传播，在清代中期以后开始形成书家接受群体。
杨岘以汉隶名重一时，且高自标置，末流辗转摹仿。《爨宝子碑》厚重古拙中体势飞扬，用笔多取中锋，横竖方厚，点画呈三角形，结构奇姿异态，字形参差错落，极尽变化。原碑上的字，由于经过石匠镌刻，不易察觉书写时笔势流动之态。细观杨岘晚年节临的《爨宝子碑》，此作已融入个人风格，笔法改方为圆，原本三角形的点画，亦圆中寓方，笔画的粗细对比更加强烈，笔画末端多出现快速提笔的飞白，全作既朴拙又巧雅。
沈曾植书法早年曾学包世臣，深受“尊碑”思想影响，后师法北碑。对“二爨”亦曾用功，据狄葆贤称：“沈寐叟谓，北碑宜习《张猛龙》《爨宝子》等。”其学生王蘧常亦称沈曾植：“受时代碑学运动影响，曾在《好大王碑》《嵩高灵庙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等北碑下过功夫。”
爨宝子碑原石（局部）
郑孝胥于清季深受碑派书风影响，日记中散见有诸多临摹北碑的记录，如东魏时期的《刘懿墓志》《李仲璇》、南北朝碑《爨龙颜》《爨宝子》《龙门造像》、隋碑学《龙藏寺碑》等。且青、中年以后都有临摹“二爨”，在别处观摩较好拓本，亦记录下来。
李瑞清在坚实的篆、隶基础下，遍临六朝诸碑且有较深理解，曾自述：“年二十六始用力今隶，六朝诸碑，靡不备究。”评《爨龙颜碑》：“纳险绝入平正，南中第一碑也。”对此碑尤为喜爱，有多幅临摹作品传世。从李瑞清节临爨龙颜碑（《朵云轩藏品•八》著录）临作来看，此作临摹重点着眼于以扎实方笔力追原碑字形，加上款字有师从陶浚宣的面貌，当是临习“大爨”的早期作品。再观其于晚年五十二岁时的临作，字形及用笔均日臻成熟，开始出现自家面貌。而另一幅临作节临爨龙颜碑（《李瑞清书法选•一》著录），整体风貌与节临爨龙颜碑（西泠印社2007年秋拍）相似，可能亦为晚年临习。
李瑞清在其临摹《爨龙颜碑》的一幅册页中，题款：“用笔得之《乙瑛》，布白出于《郑固》，化横为纵，拿空笔实。若但以形貌求之，愈近则愈远，纳险绝入平正，大难大难。”得出临写《爨龙颜碑》旨在“纳险绝入平正”，在临写《爨宝子碑》时得出：“全用翻腾之笔，以化其顿滞之习”的指导原则。其《春秋道德》五言联，落款：“联集《爨龙颜碑》字，以萧澹荒寒之笔为之。悟仁兄法家正之，清道人。”此幅作品通过集字完成，是在取法过程中进行创作实践的探索。李瑞清对二碑的深刻理解与实践，无疑是向“二爨”学习者，提供了一条可循的学习门径。
爨宝子碑原石（局部）
沈尹默对各种风格的北碑都有尝试，他在《自习的回忆》中提到：“从《龙门二十品》入手，而《爨宝子》《爨龙颜》《郑文公》《刁遵》《崔敬邕》等……每作一横，辄屏气为之，横成始敢畅意呼吸，继续行之，几达三四年之久。”沉浸北碑的这段时间，沈氏除了写信之外，应索书者多用正书，这正是要“彻底洗刷以前行书所沾染上的俗气”的缘故。《云龙天马》五言联，此作落款未写何时所书。就这件作品的风格而言，是以《爨宝子碑》之笔意呈现，整体雄浑古雅，气势磅礴，其用笔、结构已具楷书雏形，但又保留隶书的许多特点。
赵熙曾双勾《爨龙颜碑》，以“赵熙”二字自制笺，颇为古雅。书风亦熔合六朝，秀逸朴厚，别具风格。秦咢生精研《爨宝子碑》《石鼓文》《天发神谶碑》等碑，尤以《爨宝子碑》研究特深，求书者皆喜此体，曾作《集爨论爨十绝》，并集联数十幅。经亨颐学书也曾致力于“二爨”，辑《爨宝子古诗集联》达百五十联。张裕钊、康有为、梁启超、曾熙、林散之、陆维钊、胡小石、潘天寿等一批书家都曾取法“二爨”。
此外，台湾地区善碑书家台静农，其书法广泛涉猎金文、刻石、碑版和各家墨迹。其书作中，临摹楷书不选择唐楷，而选碑派书风中隶意较浓的“二爨”。台静农临《爨宝子碑》时，更加凸显其隶意，表现古拙的韵味，此作落款：“沈寐叟云‘大爨’全是分法，而分法又非今世写隶者观念所及，学者不可不知。”（注：此处大爨应作小爨）对《爨龙颜碑》的临摹，多以侧锋切笔呈现起笔厚重，但却方锐的线条。启功评其：“他的点画，下笔如刀切玉，常见毫无意识地带入汉隶的古拙笔意。”正与康氏评《爨龙颜碑》的“昆山刻玉”暗合。台湾地区取法“二爨”的善碑书家还有陈其铨、李普同、陈丁奇、谢宗安等。
之所以说碑学的大兴，能给清代以来的书坛注入新鲜血液，正是书家对以“二爨”为代表的北碑取法，以及古朴、拙厚、自然的碑派书法表现。此外，对“二爨”的书法接受，还需将其纳入特定的历史原境中，进行客观的研究和追寻。如果说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以“十家”“十六宗”，对北朝名家楷模与经典传承体系进行连缀和重塑，其中有牵强附会和主观臆断的成分的话，那在接受过程中，书家群体所注入的人文底蕴，建立起的名家楷模典范，对“二爨”经典的形成又推进了一步。
爨宝子碑原石（局部）
清代学人视野下的爨宝子、爨龙颜碑（节选）
孙强
清代之后学者的研究及价值
清王朝为巩固其对国家的统治，极力禁锢人们的思想，大兴“文字狱”，文学上经世致用的思想充满危险，所以学者们大多转向考据之学，以名物训诂、考实求真之法致力于古籍整理、经史的研究，形成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清代朴学。考据学的兴盛带动了文字、金石学的发展，而传世的碑版器物及前世的著录收集，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学者的需求，于是他们访碑著录，考释研究之风大兴。尤其是在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等学者的推动下，致使金石学在清代进入全面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继而影响到书法界，并引发书法上新的审美和技法追求，碑派书法应运而生。而《爨宝子碑》《爨龙颜碑》以其独特的书法风貌展现于世人面前，很快得到碑派书法的推崇，并且迅速彰显于世。
道光六年（1826）调任云贵总督的阮元在荒阜中发现《爨龙颜碑》，时任知州的邱均恩，受阮元之命建盖碑亭，将其保护起来。阮元发现该碑后在碑下题跋曰：“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保护之”。阮元作为著名学者，在经史、金石、编撰、校刊、书法等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以他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加之对该碑“云南第一古石”的评价，《爨龙颜碑》立即声名远播，受到书法界、金石学界的高度重视。从阮元的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该碑的评价是极高的，他从书体流变的角度阐述了《爨龙颜碑》为汉、晋正传，但与北方同时期出土的碑刻不同，受于当时出土南碑较少的局限，有如此的观点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阮元深厚的学术功底。从书法的角度看，该碑书法风貌与同时期的北方碑刻书风完全不同，如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的《王神虎造像记》，其点画顿挫的楷书笔法更加浓厚，而《爨龙颜碑》隶书意蕴更加明显，朴拙天然之气更加充盈。所以说“求之北地不可多得”，是刘宋时期南方碑刻书法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以“云南第一古石”的评价也不为过。
其后阮元命子阮福将《爨龙颜碑》碑文收录至《滇南古金石录》中。阮福还将碑额二十四字摹写于书中，并做跋文一篇。阮福在书中对《爨龙颜碑》做了详细的考证，首先对该碑所在的位置、形制及书体做了详细介绍，其后对爨龙颜及爨氏家族做了详细的考证。阮福还从音韵学的角度对该碑的文字做了考证如“太明，宋书做大明，及孝武帝时之大明，读者皆若太也”。所以在研究古代文献时应注意“大”字读音，该碑文中的书写为“太明”，这为音韵学的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阮福还从文字学的角度对该碑做了考证如：“碑文辞藻颇富用易，‘蹇蹇匪躬’做‘骞骞’自是彼时文字俗易，非周易有此异文，碑中如以‘斑’为‘班’，以‘瑛’为‘英’，以‘（累页）’为‘顯’皆与北魏碑字体相同也”。通过阮福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出，在阮元发现《爨龙颜碑》后，当时的学者随即对该碑进行了历史、文字训诂、音韵学、书法等方面的研究。最后阮福对该碑大为赞扬，“可叹刘宋、萧齐八十年间，宇内竟无片石，伟哉此碑！远立边裔，至今岿然，为刘宋以来录碑诸家所未见，即乾隆年间，王司寇昶，在滇搜访金石亦未之见”……
从上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爨龙颜碑》的出土历史意义重大，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史料依据，可补史志之缺……
爨宝子碑整拓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爨宝子碑》出土后备受重视，当时学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考证。首先，据清光绪刻本《云南通志》载：
江宁邓尔恒《跋》曰：碑在郡南七十里杨旗田，乾隆戊戌已出土，新《通志》载而不详，近重修《南宁县志》，搜辑金石遗文始获焉，遂移置城中武侯祠。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太亨四年乙巳”，殆不知大亨年号末行，故仍遵用之耳。仪征阮文达师见《爨龙颜碑》，订为滇中第一石，此碑先出数年而不为师所见，惜哉！抑物之显晦固有时欤？晋碑存世者已鲜，兹则字画尤完好，愿与邑之人共宝贵之。咸丰二年秋七月金陵邓尔恒识。
邓尔恒将该碑的发现和移置过程跋于碑后，“碑在郡南七十里杨旗田，”李根源在《景邃堂题跋》中沿用此说，但同时将爨宝子的墓地“爨王坟”载于跋中。对于“太亨四年”年号的考证，汪鋆在《十二砚斋过眼金石录》中考证最为详细：
考《晋书•安帝纪》无太亨年号而《桓玄传》有之，玄以元兴二年叛，入京师，矫诏加己总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以兄伟为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大赦，改元为大亨。是年伟卒，以桓修代之。盖建宁远在边檄，而南蛮校尉先后皆为桓氏所署，建宁之人仅知大亨年号，亦理所或然也。其碑额仍系晋者，玄之号楚仅八旬，宜其知晋而不知楚耳。特“大亨四年岁在乙巳”，《晋•安帝纪》元兴三年，刘裕起义兵，益州督护冯迁斩桓玄于貊盘洲，乘舆反正，明年，改为义熙。是年为乙巳，建号虽殊，而计年与干支实无异也。
此外李慈铭在《越缦堂文集》中对《爨宝子碑》“太亨四年”也做了考证。从该碑年号“太亨四年”不正当的记载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割据偏远一方的爨氏家族，虽遥奉朝廷年号为正朔，但与中央朝廷联系甚少，不受朝廷控制。另一方面爨氏家族的壮大，形成割据势力，各种内部官职世袭罔替，不听朝廷调遣，碑文载爨宝子：“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宁抚氓庶，物物得所，春秋廿五，寝疾丧官。”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该碑的出土，为研究晋末中央与边远西南地区政治关系提供了史料依据……
晋末割据混战的局面一直不断，而偏居一隅的爨氏统治集团，其职官设置与中央必然存在一定的区别，《爨宝子碑》的出土恰好为研究晋末爨氏家族统治下的职官设置提供了文字资料。
爨宝子碑拓本（部分）
在书法方面的研究，喻怀信称其：“书法朴茂可喜，虽已近楷，然挑法钩揲，尤有锺、梁遗韵”。汪鋆在《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中称其书法：“碑书朴拙，古气盎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其书法：“朴厚古貌，奇姿百出”在《碑评》中评其：“端朴若古佛之容”从书体上来看，爨宝子书体介于楷书和隶书之间，所以康有为评“上为隶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总之，该碑书法气韵古朴，结体在隶楷之间，颇有篆隶之遗态，可见铭刻书法由隶而楷的演变过程，用笔刚健如铁，字形参差，成为研究文字和书法发展的珍贵资料，也为中国书法艺术增添了光辉的一笔，其书法意义重大，为当代书法的学习提供了范本，为国内史学家及书法家所重视。
《爨宝子碑》在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研究，最早见于光绪本《云南通志》，该书收录曲靖喻怀信跋文一篇，他对该碑中异体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并将异体字罗列书中，又将音韵学方面的研究详著跋文之中，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证》中亦有该碑文字学的记载。黄丙堃《希古堂文集》也收录《爨宝子碑》中的别体字。
总之《爨宝子碑》的出土历史意义重大，不仅为研究晋末职官设置提供了文字资料，而且为晋末铭刻书体的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其古雅质朴的艺术书风更为书法的学习提供了范本。其文辞优雅，音韵和谐，也为研究晋末文体提供了资料。
爨龙颜碑亭外景
爨龙颜碑全貌及其保护状况
“二爨”对沈曾植书法的影响（节选）
成联方
一
二爨参与沈曾植书风建构的几种观点
二爨对沈寐叟书风的建构，主要包括以下三类观点。
二爨结构说
所谓二爨结构说，即有学者认为沈寐叟的书法结构受到二爨的影响，这个观点主要是当代中青年学者提出来的。
例如，张慧仪在《沈曾植书法研究》提出，在沈寐叟融碑入帖时期（1911—1920），沈氏虽然广泛学习魏碑，但是，“二爨对沈氏的影响似乎更大”：
1915年以后，他选择了更鲜为人学习的对象出发，包括了汉简、写经、二爨、《嵩高灵庙碑》、章草等……而大字方面，以《嵩高灵庙碑》的古拙隶意及部分用笔，参以二爨碑结体及碑刻的厚重之感，其所追求正与其小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则文献正是张慧仪“二爨结构说”的出处。张慧仪认为，沈寐叟的大字是以《嵩高灵庙碑》的笔意参以二爨的结构而成。我们都知道，《嵩高灵庙碑》与二爨的风格极为相似，皆可称为“古拙”一派，将二者的笔法和结构进行区分是非常困难的。张慧仪这样区分的理由是什么，其本人并没有做详细的解释，我们也不能胡乱揣测。
张慧仪在《沈曾植书法研究》中又云：
正如他学习二爨或《嵩高灵庙碑》时，着意于其楷隶互融的趣味，但纯用其法则结体恐会流于生硬，故沈氏参以黄道周、倪元璐的行草，取其转折欹侧的动势，以救板滞。
张慧仪在这段文献中也认为沈寐叟书风受到二爨结构的影响。沈寐叟为了避免二爨隶楷结构的生硬，将黄道周、倪元璐的行草结构与楷隶特征的二爨或者《嵩高灵庙碑》糅合，实现沈寐叟的“碑帖融合”。
以上是香港张慧仪的观点。
爨龙颜碑原石（局部）
戴家妙先生也认为，沈寐叟晚年的书法结构受到二爨的影响，观点出自其《<寐叟题跋>研究》中：“沈寐叟传世作品中，有十来件临《二爨》，观其晚年书法体势，确与《二爨》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戴家妙先生认为，二爨对沈寐叟的晚年书风有密切的影响，但是，是如何影响的，语焉不详……
沈寐叟的学生——王蘧常先生的言论最值得我们重视，沈寐叟为王蘧常先生“指点字中结构之意”，说明沈寐叟是非常推崇二爨结构的，沈氏在自己的书法中吸取二爨的结构便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我们读到王蘧常在《忆沈寐叟师》中所讲的“先生晚年自行变法，冶碑帖于一炉，又取明人黄道周、倪鸿宝两家笔法，参分隶而加以变化”一文中的“分隶”二字，便可以推测，王蘧常先生所说的“分隶”也许包括二爨。王蘧常先生曾为沈寐叟绝笔楹联题诗，该诗有“昔年书法传坤艮，置我三王二爨间”之句，我们大概也可以解释为——王蘧常认为沈寐叟书法是融合帖学笔法与二爨结构于一体的。
当然，沈寐叟定型时期的书法结构，应该如沃兴华所说的“异体同势和古今杂形是沈寐叟所追求的理想的结体形式”，这样才更为符合实际，“异体同势、古今杂形的观念具体落实到六朝以后的书法，那就是南北会通、碑帖融合”。也就是说，二爨只是沈寐叟书法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沈氏书法结构的全部。
综上所述，总结如此：张慧仪与戴家妙持“二爨结构说”，王蘧常似乎也认同“二爨结构说”，而沙孟海与沃兴华不赞同“二爨结构说”。
爨龙颜碑原石（局部）
二爨笔法说
近现代学者曾克端（1900—1976）先生便认为沈寐叟书法的笔法取法二爨，其在《近代书家评述》云：
他在辛亥革命以后，在上海做遗老，不到几年工夫，他的字便突飞猛进，好得不得了……他所学的不过是二爨（爨龙颜和爨宝子）的笔法，章草的结体，融汇得纯熟罢了。
曾克端先生认为，沈寐叟辛亥革命以后的书法风格是将二爨笔法与章草结体相结合而成。这大概是指沈寐叟的成熟行草书，其体式是章草，而笔法厚重朴茂似二爨，这类作品是沈寐叟定型时期（1920—1922）的典型代表。当然，曾克端先生的观点也是颇有道理的。
明确地指出沈寐叟书法继承了二爨笔法的学者并不多，大多学者是含含糊糊地涉及这个问题，这需要我们进行推测才能揣摩到其中的含义。例如，沃兴华说，沈寐叟成熟的笔法是碑帖结合的笔法，因为沈寐叟心仪代表帖学笔法的“始艮终乾”说和以邓石如和包世臣为代表的关于碑学的“中画圆满之说”。但是，沈寐叟到底继承了哪些帖、哪些碑的笔法呢？沃兴华并没有作具体说明。我们都知道，二爨具有隶楷特征，有的笔画也是“中画圆满”的，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沃兴华也有可能认为沈寐叟继承了二爨的笔法。
爨龙颜碑原石（局部）
3
二爨并非沈曾植重要的取法对象
沈寐叟书法受到二爨的影响，也有学者不以为然。例如，沙孟海认为沈寐叟成熟时期的书风受到黄道周影响，并不认为受二爨影响。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
学黄道周字的很少，我所仅能找到的，只有一个钱朝彦——很不著名的。这个人学黄道周，像是像极了，可是没有他自己的个性，且也谈不到“发挥光大”。直等到清之季年，有位大家出来了——就是沈寐叟。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寐叟列为受黄道周影响的代表人物，而没有将沈氏列在受碑学影响的书家行列中，所以，我猜测，沙孟海未必认为沈寐叟受到二爨的影响。
再者，王蘧常先生在《忆沈寐叟师》中写到“先生于唐人写经、流沙坠简亦极用力，晚年变法或亦得力于此。”也就是说，王蘧常先生并不认为二爨是沈寐叟书法变法的关键。
爨龙颜碑整拓
前面已说过，王蘧常先生于1919年2月29日师从沈寐叟，学生对老师的记录最有说服力。但是，王蘧常先生在这段文献中并没有提到沈寐叟学习二爨，这说明二爨在沈寐叟晚年的书法学习中并不重要。
据戴家妙先生整理，将现存沈寐叟1917年以后的临作分类，大概包括了篆书、隶书、南北朝碑刻、章草、南帖以及唐朝行书等，范围极其广泛。十多件二爨临作在众多临作总数中所占比例并不算多。所以，通过戴家妙先生的统计，也很难反映出二爨对沈寐叟晚年书法的影响有多重要。
综上所述，总结如此：沙孟海先生未必认同二爨对沈寐叟书法有影响；王蘧常先生认为二爨对沈曾植书法有影响，但影响未必有多深。总之，二位皆认为二爨并非沈寐叟重要的取法对象。
故宫藏爨龙颜碑拓本（部分）
沈曾植 临爨宝子碑轴 1920年
沈曾植 临爨龙颜碑轴 西泠印社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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